七位获奖作家谈心论道话文学

羊城晚报

在“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上，从嘉宾手中接过奖杯和证书，每个获奖作家都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肯定。在发表感言时，他们都由衷地感谢羊城晚报、“花地文学榜”给予他们展示的平台，同时也感谢评委和读者对他们的肯定。
“年度作家”、《人生海海》作者麦家：
第一部长篇曾频频被退稿
“文学不容易，作家很孤独。”获得“花地文学榜”年度作家的麦家自嘲是没有天赋的人，“我觉得走这条路很坎坷”。
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让麦家申明鹊起，但他透露，该书曾遭出书机构频频退稿，历经11年才成功面世。这样的经历使得他不停成长。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文学作品的接受能力也在成长，这给予了他更多的创作机会和灵感。
“不敢想象这么成功的畅销小说家，也曾经历过十几年的低谷。”来自河南的欧阳老师是麦家的老实粉丝，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了解麦家创作背后的费力，让我感触许多。我也要像麦家老师一样，认准目标就坚持下去。”
“年度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作者邓一光：
第一次在家门口参加盛典
“这是我第一次不消出远门，就在家门口参加一场谨慎典礼。”邓一光2009年定居深圳，自称是一名新“岭南人”。
邓一光说，自己年少时就读过作家们发表在羊城晚报“花地”副刊上的文章，“那是一段奥妙的影象。”移居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后，邓一光说自己成为一名新的“岭南人”，“安静地读书、写作和生活，文学和改革开放同为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改革开放从汗青和现实出发，进而改变现实世界，文学同样从汗青和现实世界出发，进而重塑这个世界。从这个角度而言，它们同样具有普遍性。”
“年度短篇小说”《吴菲和吴芳姨妈》作者叶兆言：
短篇小说创作要考虑“两方面”
“四十年前，我有幸发表了自己的短篇小说。时隔四十年，我仍然记恰当时的高兴和激动。”叶兆言在获奖感言中表示，“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看成家，真的没想过。毫无疑问，短篇小说是我文学之梦的开始。”
台上，叶兆言倾情流露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四十年前，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间，一位前辈作家告诫我，写短篇小说有许多‘不应该’，要意识到‘不能这么写’‘不能那么写’。（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做的便是和别人不一样，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好的短篇小说大师，后人所能努力的方向，就是必须与那些好的小说家们不一样。”
叶兆言说，创作短篇小说，不仅要考虑“不能这么写”，还要考虑“还能怎么写”，“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又比如鸟的两个翅膀，只要它扇动了，就可以在高空自由翱翔”。
“年度散文”《致江东父老》作者李修文：
写作时感受到两种力量的拉扯
虽然得奖，但李修文说，《致江东父老》的写作其实充满了犹豫、困顿和自我怀疑，“写作这本书时，我明显感受到了两种力量的撕扯，一种是吾道有孤：统统奔跑、闪躲和消失都太快了；一种是吾道不孤：那些顽固的存留，仍然足以让人生出与之共存的决心。”李修文从中国传统文学中汲取写作的力量，“旧的也可能是新的——在过去十多年里，遭际使然，我个人常常能感受到中国叙事中那些话本传奇、诗词歌赋乃至戏曲民歌的力量”。
李修文表示，获奖于他而言是一种肯定，他将携带着这份肯定继续好好写作，继续面对写作中那些犹豫、困顿和自我怀疑的时刻。
“年度文学评论”《文学文本解读学》作者孙绍振：
应该叫醒我们的文化自信
年过八旬的孙绍振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上台。对于此次获奖，他表示既开心又荣幸，“因为我自己觉得年纪这么大已经是落伍了，但是得到了朋友们的肯定，拿了这个奖，阐明我没有太落伍，虽然头发已经越来越少了。”
生于1936年的他见证了时代的巨变，他表示，能来到深圳内心倍感高兴和自豪。深耕文学评论几十年，孙绍振的研究方向从西方古典文论渐渐转向中国古典文论，“我们应该叫醒自己的文化自信，应该站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西方文学理论流派听到。” 孙绍振慷慨激昂的表述获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年度诗歌”《于坚诗集》作者于坚：
以文会友尤为可贵
于坚认为，这次以文会友的“花地文学榜”系列活动，在疫情的背景下举办尤为可贵，“谁获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在这个特殊时期依然被信托、被需要、被崇拜。”于坚引用了古代一次著名的以为会友的故事，“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举行过一次伟大的以文会友活动。王羲之记下了这次佳会：修褉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足以畅叙幽情……王羲之说，‘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以是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于坚表示，无论形势怎么样，以文会友都难能可贵。
“年度新锐文学”《星辰书》作者蔡东：
用文学语言构建一座都会
蔡东是此次获奖得主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性作家。身着长裙的蔡东徐徐走上台，将自己十几年来写作心境的变化娓娓道来。
2006年，她从故乡山东迁至广东深圳，地理位置的迁移使她不适，也因此使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回避对当下的书写，仍以故乡的人事影象为写作之源。
生活和写作究竟都需要在场和投入的体验，她开始认识和思考自己的居住之地，与深圳有关的小说随之出现，作品中渐渐开始带有南方气味。
蔡东认为，诗歌、小说、戏剧也能成为一座都会的标志物，如同著名的建筑和景观一样。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高质量作品，提供细节，天生气质，能让人记住一个都会，并长久地为之神往。经济和科技是讲述都会的一种语言，精力活动亦然，它们共同表达和讲授着何为深圳，并在更高的意义上、用精力的物料不停建构着一座都会，令都会的内部空间更开阔，有无限伸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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