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头街何廷一将军故居~~

南平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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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办法上传PP了吗~~什么P规定，打击积极性 [s: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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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战役后，蒋军残部向南溃逃，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间，我人民解放军追歼敌人至闽、粤、湘、赣等地，全国胜利已成定局。


中央在分析当时形势后指出：我们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任务，此种条件现已渐渐生长，准备一年左右可以使用。为进行这一工作，决定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主席给周恩来副主席的信中，正式提出关于组建空军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一日，中央书记处召见刘亚楼同志，交待他正式担负组建空军的任务，并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名单，以及空军领率机关组成的建议。 刘亚楼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经请示当时在京的有关中央负责同志邓小平、罗荣桓、聂荣臻、罗瑞卿等，并与军委航空局领导同志商量后，向中央军委提出了组建空军的初步计划、领导班子名单和领率机关的组成等报告。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决定：空军领率机关由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机关（包括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为基础，再加入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八月一日，中央军委令十四兵团机关由武汉调来北平待编。八月十九日该兵团机关由参谋处长何廷一、组织部长王平水率领，共两千五百多人乘火车抵达北平，暂驻南苑。十月下旬与军委航空局合署办公，迁到北京市灯市口。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原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为空军司令员，肖华（原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政治委员）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原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军长）为参谋长。十一月十一日又任命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长。 此时，空军领率机关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具备，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报告了毛泽东主席，经批准，中央军委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现已宣布成立，原军委航空局着即取消，原航空局所有干部及业务均移交空军司令部接收。 为了迅速建立和健全空军领率机关，开展工作，刘亚楼司令员提出空军领率机关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系统表，经毛泽东主席批准，首先建立司令部（开始称参谋部，王秉璋任参谋长，何廷一任副参谋长）、政治部（肖华政委兼主任，一九五○年五月五日调总政治部工作；同时任命吴法宪为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原为第十四兵团副政委）、训练部（常乾坤副司令员兼部长、薛少卿任第二部长）、工程部（王弼副政委兼部长、谢唯进任政委）。后勤部和干部部由于十四兵团无相应的组织机构，故当时暂缺。为了解决空军初建时期后勤方面繁重的保障任务，经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于一九五○年一月，将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六分部改编为空军后勤部，四月二十二日任命谷广善为部长（原为第四野战军后勤部运输部部长）、杨尚儒为政委（原为第四野战军后勤部二分部部长）、石忠汉为第二部长（原为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六分部部长）。为了适应空军发展，需要大批干部，一九五○年九月七日正式成立空军干部部，吴法宪副政委兼部长、杨春甫任副部长（原为第四野战军第五十一军政委）。 一九五○年七月十二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空军党委，由刘亚楼、吴法宪、常乾坤、王弼、王秉璋、薛少卿、谷广善、杨尚儒、杨春甫、方强（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王集成（华东军区空军政委）、李世安（空军第四混成旅政委）、刘风（空军第二航校校长）、吕黎平（空军第四航校校长）、黄玉昆（空军第三航校政委）等十五位同志组成。方强同志因故未到任。经中央军委批准，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由聂凤智担任（原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并增补为空军党委委员。中央军委指定刘亚楼、吴法宪、常乾坤、王弼、王秉璋为空军党委常委，刘、吴分任正副书记。至此，空军领导班子基本上配备齐全，领率机关的工作也基本走上了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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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挥毫泼墨、上网打字，偶尔上街购物，每逢周六、周日有个“保留节目”——逛花鸟市场。
这是91岁的红军老战士、原空军副司令员何廷一将军的晚年生活。

　　2006年6月16日下午，当记者准时走进将军的庭院，主人已站在客厅门口等候了。

　　何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健康、慈祥、开朗。在他家采访的形式也很特别，记者和将军还有他的秘书王波围坐在一张圆桌旁，一边喝着盖碗茶，一边展开遥远而沉重的话题。

　　首次听毛泽东演讲

　　1929年6月，何廷一在福建长汀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好像是上山碰到红军的~~因为他是个初中生，被分配到红四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任秘书，兼做青年工作。

　　参军第二天的晚上，何廷一就接到通知去军部听报告。他一进门，只见整个会场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不一会儿，有位身材高瘦、蓄着长发的中年人，手指间夹着香烟走上了讲台。这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位熟人告诉何廷一，这个人就是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毛泽东向大家挥手致意后，便滔滔不绝地开始了社会发展史和战争问题的演讲。尽管何廷一全神贯注地听，但由于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太重，真正能听懂的不多。可他能感受到毛泽东的智慧和魅力。

　　时隔70多年，采访中，何老向记者讲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我不知道被人们传诵得像天神一样的“朱毛”，原来是两位红军领袖，而且他们都非常平易近人。

　　过苗寨时遭受损失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何廷一在少共国际师任作战参谋。

　　1934年12月中旬，少共国际师完成了掩护“红星纵队”的任务后，红一军团命令它单独行动，翻越苗岭向贵州前进。这是一个苗族集居区，山高路险，苗民一般都有武器。为此，师长彭绍辉、政委肖华专门对部队作了动员，要求大家尊重苗族风俗，严守群众纪律。可是，有些苗族头人轻信了国民党军的反共宣传，还在苗民中传播。因此，红军通过苗族区时，大部分苗民都逃进了深山老林；待主力部队通过后，他们又袭击红军的后卫部队和掉队人员。有的苗民用砍刀、匕首等武器伤害红军。少共国际师的先头部队与苗民发生冲突，有2名战士牺牲。

　　次年1月3日，少共国际师艰难行进到了乌江边。驻守乌江天堑的黔军在红二师的强攻下，放弃阵地，往遵义方向逃窜。少共国际师派出工兵连，协助兄弟部队通宵作业，架设浮桥，顺利渡过乌江。

　　左腿负伤战友让马

　　土城战役后，毛泽东提出了整编部队的建议。很快，红一军团决定，少共国际师分划编入红一师、红二师和军团直属队。何廷一跟随师长彭绍辉来到红一军团，任军团部教育科参谋。这样，他与林彪、聂荣臻、左权等红军将领接触的机会就多了。

　　1935年5月下旬的一天，林彪、左权站在大渡河边的小山丘上，观察对岸部队的行进情况。何廷一跟在他们的身后。下山时，何廷一被敌人冷枪打中，左腿负伤，仍然忍着剧痛追赶部队，可没走多远就摔倒在路边。这时，卫生员帮他解开绑腿，发现子弹嵌在肉里，如果不及时取出来，可能会“溜”到别处。

　　卫生员十分着急，他拿起剪刀对何廷一说：现在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刀，只能用这个，你怕不怕？“不怕！”何廷一坚定地回答。于是，卫生员就用酒精消了消毒，在何廷一的枪伤部剪开了一条口子，将子弹取了出来。

　　按照规定，红军团以下人员负伤后要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养伤。何廷一万分焦急，因为他不愿离开部队。

　　这时，担任收容任务的军团教育科长陈奇涵(开国上将)来了，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何廷一骑，而年近四十的他自己徒步行军。过了泸定桥，陈奇涵将何廷一负伤的消息报告了林彪、聂荣臻、左权等军团首长，三位领导都表示：要让何廷一随军行动。左权参谋长还专门从红二师调了一匹枣红马给何廷一骑，让他跟随部队行军。


　　采访中，何老对记者说：如果不是首长们决定要把我带走，可能就没有我的今天了。

　　牦牛大衣派大用场

　　跟夹金山相比，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经过的第二座雪山——梦笔山，好爬多了。翻过梦笔山不久，马夫患了痢疾，他要何廷一骑马先走。由于黑水河涨水，何廷一只能牵着马绕山路走，不料，山路被人挖断，先头部队通过时就临时架了一块木板。他小心翼翼地牵着马过木板桥，岂料，战马受惊滚落山下，腿伤未愈的何廷一根本无法下山去救。

　　这时，站在身后的闽西老乡杨尚儒让他的通讯员把马拉了上来。杨尚儒对这匹枣红马十分喜爱，不停地抚摸马头。何廷一看杨尚儒年纪比自己大，而且病得很重，就把枣红马让给了他。

　　解放后，杨尚儒与何廷一同在空军工作，他不止一次地说：何廷一的马救了我的命！

　　红一军团途经毛儿盖时打了一仗。过草地前，军团长林彪又像往常一样，派警卫员来何廷一处借书。当林彪得知何廷一的衣服单薄、伤未痊愈，就将供给部门发给他的一件牦牛大衣送给了他。

　　“这件大衣在我过草地时，可派上大用场了：晚上别人睡在草地上，我睡在牦牛大衣上”，何老边说边比划着。他说，当时林彪作战勇敢，而且关心部下，后来变坏是另外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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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一句话，空军“流成河”。

　　十年动乱，空军深受其害~~

何廷一将军纪事


一、拒绝吴法宪的拉拢

　　１９６６年６月６日，“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空军党的三届十一次全会召开。全会原定解决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廷发的问题。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因戴了冠心病的帽子休息，没有参加第一天的会议。会后吴法宪简要地给他讲了有关会议的情况，并且不让他继续休息而要立即上班。

　　这次全会开始时，主持会议的吴法宪的开场白还没有讲完，就被某副司令给打断，话筒也被人给抢了去。这个突袭使身为空军司令员、空军党委书记的吴法宪和身为空军政委、空军党委副书记的余立金颇感吃惊。有人在会场中大喊大叫，有人在发言中痛哭流涕。何廷一听了莫名其妙，怎么把解决张廷发的问题，变成了控诉刘亚楼?后来才意识到，他们是反对吴法宪和余立金。他们反吴、余，一是他们认为，刘亚楼在世时，吴、余不讲原则；二是对吴、余当空军的军政一把手不满意，看不起他俩。于是乎，这次会议开得气氛分外紧张，七个常委一齐上阵，搞得吴法宪、余立金措手不及。

　　这天会后，吴法宪急得到处活动，企图拉拢一些人为他“保驾”。一天，他把何廷一找到家里，有气无力地说：“他们七个常委联合起来反对我，现在××反水了，他揭露曹、刘在他家开会……”吴法宪找何廷一说这番话，其意是要何廷一支持他。要知道，何廷一是参与了空军初创的元老，比吴法宪到空军的时间还早。何廷一却不想卷入这是非里来，说：“你是空军司令、党委第一书记，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们当面谈谈嘛。”

　　吴法宪愣了一下，强装笑脸说：“我说何廷一呀，张廷发已被停止工作，司令部的工作暂时就由你主持，由你代理部党委书记吧。”

　　何廷一不亢不卑地说：“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空军党委的决定?我认为，如果个人决定停止一个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工作，那有违组织原则，同样，个人任命一个副参谋长主持司令部工作，亦属不妥，还是请你慎重考虑为好。”

　　几天后，吴法宪又把何廷一找去了，还是在他家里，在座的还有空军政治部的王平水、王静敏两位副主任，有军校部部长陈熙，有直属政治部主任徐又彬。吴法宪对众人说：“他们拉了一帮人，我也要拉一帮人。我不怕他们，我要和他们斗……”在座的人都只是两眼看着吴法宪，谁也没吭一声，大概都不愿意把自己绑在吴法宪的战车上吧。

　　何廷一和王平水私交甚笃，１９４９年８月就是他和王平水同率十四兵团机关和直属队北上，与军委航空局联署办公，组成空军领导机关的。在回家的路上，他对“两王”说：“吴法宪想拉我们，拉帮结派很不对头，共产党员怎么能干这样的事??”

　　吴法宪为了拉帮结派，可谓绞尽脑汁，无孔不入。一天，何廷一去理发，恰巧吴法宪也在理发室，他见了何廷一，显得十分热情，开口就说：“你的汽车太旧了，我准备给你要一辆红旗车。”红旗车是大军区正、副职坐的，何廷一想自己是副参谋长，还没有资格坐这种车，吴法宪分明是在对自己进行物质引诱。他心如明镜，只是没有接口，静静地听吴法宪还有什么招式。

　　吴法宪继续口沫横飞道：“另外，我给林副主席说了，准备直接提你当副司令，林副主席同意了，他要我写个报告。”面对吴法宪的公开拉拢，何廷一没有表示积极的响应。

　　空军党的三届十一次全会极为复杂。有一天，一位高级干部来何廷一家串门，也不知受了谁的指使，开口闭口都试图探听何廷一对吴法宪、余立金的态度，何廷一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挡了回去。一天叶剑英给何廷一打来电话，何廷一因有事外出，叶剑英的电话便打到吴法宪那里去了。随后，吴法宪把何廷一找去说：“叶帅来电话要我转告你，会议情况很复杂，要你不要卷进去，要你听我的话。”听吴法宪这么一说，何廷一站着没有回答。吴法宪见他不说话，马上改口说：“听毛主席的话。”何廷一“嗯”了一声。

　　这次全会，何廷一认为开得极不正常，因此对两派的活动都不想支持。又因兼主持空军司令部工作后事情很多，所以他很少去东交民巷参加空军党委全会，通知非去不可时才勉强去一二次。这次全会分成两派，开始时由于对立派相当活跃，吴法宪、余立金有点招架不住。后来由于林彪出面干预，贺龙、叶剑英两位元帅在三座门召集空军党委常委开会，批评组织派性搞地下活动不对。叶剑英对几名告状的空军党委常委进行了批评并传达了林彪的意见，认为在空军党委全会上，有些同志“抓死人，整活人”，是“犯了反党性质的错误”，暂不作组织处理，留任现职“以观后效”。他还要参加会议的同志记住三个“六”，即６６?１９６６　年６月６日，其意是说此会开得不好，要大家接受教训。面对“文革”开始后出现的种种乱象，叶剑英最关心的是保持军队的稳定。他反对李作鹏在海军发难整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苏振华，同样认为在空军也不能对吴法宪搞罢官夺权。会后，吴法宪趾高气扬，另一派则有点灰溜溜的。

　　历时两个月的空军党委全会结束了，空军党委正式宣布张廷发停职审查，其他常委照常工作。这年９月１日，空军机关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揭发问题。为避免遭受吴法宪等人的报复，在全会上“犯有错误”的一些领导同志纷纷转变立场，表示“坚决拥护吴、余首长的领导”，有的还流着眼泪向吴法宪“检讨错误”。由于何廷一对吴法宪还是那个态度，吴法宪拉拢几次不成后，心怀不满，便要寻机报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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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军乱了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５日，林彪在首都百万红卫兵大会上发表所谓的“重要讲话”。一时间，“划线站队”、“认清门，看准人”、“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便成了一些人心目中关系到生死荣辱的抉择。空军机关相对平静的生活节奏不可回避地被打破了。

　　这年国庆刚过，数以万计的空军院校学员?空军飞行院校除外，不许离校外出串连　，手持林彪签发的允许进京串联的电报令，大摇大摆地进京“造反”了。这些“革命小将”四处串连，多方查抄“黑材料”，竟设法弄清了吴法宪批给各院校的文件、电报，以及传达的电话记录。于是，这场大火烧到了吴法宪的头上，猛烈炮轰吴法宪前期派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空军机关的部分干部职工和文工团部分团员受社会造反思潮的鼓动也跟着成立“造反派”组织，不少人还在空司机关门前静坐，要求吴法宪出来接见并回答问题。

　　在满城风雨中，吴法宪恰如一头惊弓之鸟，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权威。听说地方“造反派”也把手伸向空军机关、院校，内外串联，横冲直撞，他又急又怕，不仅指示党办的王飞、周宇驰、于新野等一帮干将不断搜集材料整理成“情况反映”上报，还亲自频频向毛家湾告急。

　　吴法宪为了从造反派的“火烧”、“炮轰”中尽快脱身，一面向毛家湾求援，一面转移目标，唆使院校造反派在大院内揪斗所谓“罗瑞卿分子”。吴法宪也还真不是草包，他请示叶群后，授意身为司令部党委成员、二级部长的王飞等人，组织党办司办的周宇驰、于新野等一帮干将?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了林立果“小舰队”的重要成员　，成立“空司造反队”?按当时的规定，机关处以下干部可以参加群众组织，二级部以上干部算当权派，不能暗中操纵群众组织干扰运动　，以任意打击迫害不合他们心意的上至空军党委常委下至基层干部群众。

　　“空司造反队”成立后第一件事，便在大院里贴出一大批攻击空军前任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妻子翟云英的大字报，紧接着又抄了她的家。何廷一得知情况，心里颇不平静，怀着复杂的心情赶到院内，劝说“造反派”：“翟云英同志是我们门诊部的医生，不是当权派。你们这样搞不好。”先他一步赶到的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也在旁劝说“造反派”：“大家有意见好好提，但不能这样做。”两人的话毫不留情地被造反派给顶了回来：“她参加寡妇集团，得马上搬出这座小楼，接受审查。”所谓“寡妇集团”，就是翟云英与罗荣桓元帅的妻子林月琴等有些正常的来往，加上她又拒绝为叶群作伪证，便引起叶群的猜忌，说她们是“寡妇集团”。

　　吴法宪在刘亚楼逝世后曾痛哭流涕，表现出很深的战友和部属之情。在林彪亲自主持刘亚楼的追悼大会后，吴法宪在空军党委会上郑重宣布：“中央给刘司令员很高的评价，刘司令员是我们空军的创建者，他生前住的这幢房子谁也不能去住。”司政机关对他的话很是认真做了一番传达。 言犹在耳，他却自食其言，唆使党办司办的秘书们造反，对刘亚楼的未亡人翟云英极尽诬陷迫害之能事。

　　吴法宪和他的喽?们的反常表现，激起空司一些干部群众的不满。１月１１日，司令部一部分人自发揪斗了空司一个副参谋长和空司办公室主任王飞等人，追问他们深夜组织人写大字报搞阴谋活动、转移群众视线的问题。空军通讯学校一些“造反派”到场表示支持。

　　眼看机关内部乱起来了，党办司办的秘书们彻夜行动，向林彪叶群写报告、送材料，吴法宪从院外打电话，要王飞等几个人“吃饱一点……坚决顶住”。

　　无时不在关注空军动静的林彪，看到火烧得差不多了，就和叶群商量，决定去找江青“救火”。在“造反派”中，此时林彪的声望还不及“文革旗手”江青。为着与江青的相互需要，毛家湾与钓鱼台接触频繁，尤其是叶群更常去钓鱼台，多方巴结讨好江青，约定互相帮助“抓仇人”。１月１３日，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林总已向江青讲好了，今晚中央文革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由江青出面讲话保你，但要提出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你把他们三人的主要材料写上几条交给江青。

　　黑网已经织到自己的头上了，可何廷一却尚未觉察，即使觉察，他又如何能冲破这张密不透风的黑网？?

　　１月１３日上午，他按时上班，走到办公楼门口，有人轻声告诉他：“昨晚出了你的大字报专栏，你快去看。”何廷一心里一个格登，加快脚步上到三楼，但见一群人正在看自己的大字报。司令部那伙人闹了一夜，仅拼凑了６张大字报，而且都是无中生有的。其中有一张两人联名写的大字报最为恶毒，煽动性也最大，说何廷一是反党分子，污蔑江青娇气，她的女儿李讷生病要派飞机送医生，何廷一和叶子龙坚决不同意。有一张大字报说：何廷一说过，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曹里怀、刘震等人胜利了，要开什么庆祝会。情报部某人写的大字报说：何廷一不同意改装歼－７侦察机……

　　真是天大的谣言?何廷一何时说过江青娇气之类的话，江青要飞机送医生去杭州给她女儿李讷治病，他也照程序派了，根本不存在和叶子龙不同意派飞机的事。虽然她对江青的印象不好，但她是主席夫人，对她交办的事只能认真照办，哪来的不尊重呢？

　　下午上班，何廷一刚进办公室，秘书唐兆兴就心神紧张地前来报告，说红机子被撤掉了。红机子是中南海三十九局的保密电话，撤红机子是他们要对何廷一动手的征兆，可何廷一还很坦然，以身正不怕影子斜自我安慰。下班后他在一楼看大字报时，办公室孙秘书站在他背后，小声说：“何副参谋长，党办正在向中央文革小组写你要搞政变的报告，你得当心。”他哪里知道，那个报告是空军党办某人秉承吴法宪的旨意起草，经王飞修改由梁副参谋长过目后送给江青的。

　　联想到红机被撤事件，何廷一回到家里立即做起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把借来的东西送还人家。晚上他到空军总医院给专机师师长胡萍送回两盘磁带时，从胡萍嘴里得知，空军政委余立金，原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现七院院长王秉璋也在这里住院。何廷一想了想，便前去看望余立金。到了余立金的病房，却见王秉璋也在那里，两人正闲聊着。何廷一向他们说了一些近日出现的异常情况，余立金没有吭声，王秉璋说：“何廷一呀，我现在可帮不了你的忙了。”从他俩说话的口气和表情看，何廷一感觉他们可能知道要对自己动手的情况，他本想多多打听，但他们却王顾左右而言他。想想他们自身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还是装病到医院躲风的，何廷一便很快告辞了，转而去看望住院的空军通讯部副部长池龙。谈起空军的现状，何廷一少不了忧心一番。后来造反派据此说，何廷一去看池龙是搞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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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军“大批斗”

　　１月１３日晚，人民大会堂南大厅人山人海，军委文革领导小组接见空军机关和外地院校来京的“造反派”，接见由徐向前主持。当时任军队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关锋长篇大论一通后，江青开始大放厥词，她以“文革旗手”自居，首先“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向“革命小将”问好，尔后说：“吴法宪是个好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前些天，你们找他，他正在指挥打仗，好家伙，击落了一架美国入侵飞机?空军真正的坏人是刘震、成钧、何廷一。刘震、成钧、何廷一就是关锋同志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震我不认识，他是彭德怀的死党。成钧是大土匪、大军阀贺龙的死党。何廷一好像见过面，他是罗瑞卿的死党、杨尚昆的人。他们有一个吃喝小集团，整天吃吃喝喝不干革命，专干反革命的勾当，他的材料刚才我又收到一份……”

　　在江青的煽动下，会场上立马有人领头喊起了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的口号。

　　江青批何廷一的这段话十分拿腔作调，一个“好像见过几次面”表现了她极大的不屑。当年何廷一在延安枣园看叶子龙时，碰上江青，江青还给他们照过一张合影。解放后何廷一还送她到合肥，并去上海等地接她，当时汪东兴曾对何廷一说：“主席知道你来接江青，就放心了。”在安徽合肥，江青曾“友好”地拉何廷一吃饭，护士告诉他江青怕声音，吃饭时碗筷要轻放。这使得何廷一的自尊受损，再不同江青一起用餐了。又因江青不够礼貌，上了毛泽东的专机后就抢先躺在床上，弄得毛泽东只好坐在飞机椅子上批阅文件。何廷一曾就此事向她提了意见，没想到就此埋下了祸根。

　　刘震、成钧又是什么人呢？?

　　刘震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翻开他的人生履历，谁会相信他会是“坏蛋”呢？

　　１９３１年，这位１６岁的湖北孝感青年便参加了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抗战时期便和吴法宪一起工作，以后两人同在东北野战军二纵，刘震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委，后来刘震升任第十四兵团副司令员兼第三十九军军长，１９５０年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尔后受命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首任空军司令员，在艰难条件下指挥年轻的空军部队同 强大的美国空军作战。１９５５年，年仅４０的刘震被授予上将军衔，尔后当选为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文革”前，由于刘震说过彭德怀、黄克诚的好话，并向吴法宪提过批评意见，遂被林彪、吴法宪一伙视为“彭黄分子”、“有野心”，“在空军搞罢官夺权”，是必须借助江青打倒的危险人物。

　　成钧是空军另一位副司令员，和刘震一样，他也是位出生入死的老将：１８岁参加鄂西农民革命，在红军中任过团长（余秋里曾任过与他同团的团政委），抗战中任新四军二师五旅旅长兼淮南路西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中任华野第七纵队司令员、二十五军军长。空防合并后，这位原防空军中将副司令员任职空军副司令员，分管国土防空等重要工作，他协助刘亚楼精心组织指挥，使得年轻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多次击落美制Ｕ－２高空侦察机。此外，他还长年奔波在大西北的试验基地和技术院校之间，为“两弹”的上天和空军部队装备技术的改进尽心尽力。这位为空军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将，就因为是贺龙的老部下，林彪就想着要把他搞掉。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对批刘震、成钧之举作了解释，说她当时并不了解空军的情况，也不认识刘震、成钧，乃是奉林彪之命去讲话的。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吴法宪接受审查时，坚持说：“打倒刘震、成钧，是林彪提出来的，打倒何廷一是江青提出来的。”８０年代，何廷一从报刊上看到有关空军“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文章，联系到江青、吴法宪的说法，何廷一认定陷害自己的罪魁祸首是两个“女妖”?江青、叶群　和一个“草包”?吴法宪　。

　　由江青出面向空军“造反”组织讲话，指名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等人，公开保了吴法宪。江青的点名，揭开了空军“大批斗”的序幕。此会一散，那些裹着棉大衣的“造反派”也不休息，立即步行到空军大院，对刘、成、何这些“反革命分子”施行果断的“红色恐怖”。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当天晚上，何廷一从空军总医院回到家里，接到妻子方士珍从工作单位民航打来的电话，说今晚车子难乘，就不回家了，接着又关切地问起家里的情况，何廷一告诉她情况可能不好，红机子被撤掉了。方士珍听后极不放心，临时改变了主意，连夜从东四的民航总局赶了回来。

　　方士珍到家不久，大约１１点多钟，随着一阵嘈杂的脚步声，空军技术学院的“造反”组织“红色恐怖”一班人马前来冲击了。他们大声敲门，狂呼乱叫：“何廷一在家吗?快出来！”

　　快出来?”何廷一打开房门，面对黑压压的人群，说：“我就是何廷一，有什么事？”

　　说时迟那时快，“造反派”不由分说地拥进屋里，几个人上前揪住何廷一的胳臂，连推带拉地把他弄出院外。走出住家不远，他们用大衣蒙住何廷一的头，架着他脚不着地地往工程部办公楼走。上楼时，他们不时地踢何廷一的臀部。上到五楼，他们把何廷一推进一间屋子里。屋子里架的是通铺，几个“造反派”把何廷一夹在中间。一个头目一开口就气势汹汹地逼问：“１９５８年杨尚昆招待机组时，对你说了些什么？快老实交代！”

　　１９５８年朱德乘坐空军三十四师的专机，到新疆等地视察回来后委托杨尚昆宴请机组，以表谢意，何廷一应邀作陪。他实在搞不懂这些造反派怎么会不择手段，把杨尚昆代表朱老总招待机组一事，与“文革”联系起来做文章。他如实回答：“吃饭时，杨尚昆主任来到机组桌前，举杯敬酒说，我代表朱老总感谢你们……”

　　“你还在为杨尚昆说好话?”“造反派”认为何廷一不老实，立即施以拳脚……

　　翌日清晨，何廷一刚从床上坐起，几个“造反派”鼓着两眼要他写什么“夺权罢官”的材料。何廷一气愤地说：“真是莫名其妙?我夺了谁的权?罢了谁的官?”他的回答，又招致了一顿毒打。

　　何廷一惨遭非人的折磨迫害，不仅株连了妻子方士珍和四个儿女，就连亲戚和一些同志也受到了无辜的牵连和迫害。忠厚老实的锅炉工杨师傅，在何廷一出事后，不仅北京的住房被没收，全家还被注销户口强令迁往农村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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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青一句话，空军 批斗“流成河”

　　１月１４日，即江青发表讲话的第二天，空司机关的一些秘书拉上一些与他们观点相近的人搞起串连，明目张胆地亮出了“革命造反队”的大旗，队长周宇驰。首长们的耳目和心腹之人竟也出来拉队伍“造反”，这可是非同寻常之事，其中有什么根由呢?一时间，“空司造反队”在人们毁誉交加的态度中，名声大噪。

　　“空司造反队”借助江青讲话的声势，除批斗刘震、成钧、何廷一之外，还肆无忌惮地抓了军务部长邢永宁、领航部长尉剑畴、司政主任王少江，说他们跟着何廷一“反党”。这还不够，他们还对贴过他们大字报、查斗过王飞等人的干部群众进行泄愤报复。司令部办公室有三位干部在１月１１日晚群众自发开会斗王飞时，曾提供材料揭发王飞等人，遂被点名，作为 “叛徒”给抓了起来。

　　１月１５日，“造反派”在空军大院广场召开了有几千人参加的批斗大会。技术学院的“造反”组织“红色恐怖”把何廷一拖到露天舞台上，连按带踢地强迫他跪下，一人还在他背上狠狠地踏上一只脚，用他们的话说叫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一个“造反派”左手提桶墨汁，右手拿把刷子，对着何廷一的脸大刷起墨汁来，立时就把他的脸刷得像个非洲黑人。数九寒天，北风凛冽，冻得何廷一的脸如刀割，全身打颤，两手麻木。

　　不知过了多久，“红色恐怖”把何廷一同刘震、成钧装上一辆吉普车，拉到院外胡乱地转了一大圈。何廷一在车上见刘震、成钧也都被刷了黑脸，心里备感愤怒。

　　这次批斗后，何廷一接二连三地被机关“造反派”揪斗。

　　自１月１３日被揪斗两个星期后，何廷一才被准许回家，但其模式是“白天批斗，深夜回家”。对于这段往事，何廷一妻子方士珍如是愤愤回忆：“?１９６７年　８月２０日以前，在准许何廷一回家的８个月的日子里，何廷一受尽了法西斯非人的折磨。一个从１４岁参加革命、爬雪山过草地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忠于党的事业的老红军，竟被批斗整得死去活来，天理何在?一天，我的老三告诉我说，爸爸被揪到育鸿小学去批斗，站在高台子上，弯着腰，从高台上被推到地下，我听了心如刀挖地一样疼，他们怎么那般狠毒，还有没有人性呀?何廷一每天去空司大楼挨批斗，有时还被揪到大院外面的空军单位或地方批斗，天天从早上批斗到次日清晨５时左右才回家，回到家里两眼直直的，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我经常看到，他回来时脸上、胳膊和腿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头发被揪得冒血丝，衬衣后背还清清楚楚地留着被踹的皮鞋底印。他们对何廷一搞疲劳战术，几天几夜不让睡觉，批斗回来刚刚休息一个小时，专案组的人又来了，连何廷一吃饭，他们也站在旁边瞪着眼睛瞧着，那情景实在让人恶心，难以咽下这口饭！”

　　批斗会真是没完没了。密切关注空军形势发展的林彪、叶群，见时机成熟，遂开始收网。根据林彪签发的明码电报令，外地院校师生立即退出空司机关大院。尔后，原在《空军报》社工作的林彪之女林立衡从杭州回来，发表书面声明，参加《空军报》社原本只有八个半人

　　半个是家属　的一派“造反队”。林立衡这一公开亮相，使得占机关人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联”被说成是“站错了队”的“右派”而自行解散。“说话算数”的林立衡由此成了机关干部依附的中心，空司“造反队”和报社“造反队”则成了空军司政机关主持“斗、批、改”的指挥部。在《空军报》社，５个处长被打成“反党小集团”，被大会小会批斗数十次，至于其成员们的命运，也都有一本辛酸史。空军政治部主任黄玉碞，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叶群，叶说“黄玉碞也不是好人”，《空军报》社“造反队”立即贴大字报说他“反毛泽东思想”，宣称“黄王不倒，挖山不止”?王即空政副主任王平水　。黄玉碞在空军党委常委会上当场被“造反队”抓走，不久就被拉往空军学院批斗。

　　在空军学院的那场批斗，阵容极为庞大，挨斗者除“刘成何”外，还有张廷发、黄玉碞、王平水、王静敏等人。王静敏没站多久，心脏病发作，差点儿倒在台上，可有人还凶恶地说：“你不要装死?”批斗结束，这些人大都气息奄奄，新挨斗的黄玉碞不知什么时候被打掉了两颗牙。他们被拉回空军大院，上车时张廷发爬了几次都上不去，何廷一顶着“造反派”的监视，用力把他扶上车。在车上两人小声搭话，张廷发喘着气说：“怎么，你也被拉来斗了。”何廷一回答：“我已被揪斗好几次了。”

　　看到空军这些“异己”纷纷落网，空军形势“大局已定”，林彪乃于这年２月让称作“老虎”的儿子林立果出山，从上海回来入伍，正式进入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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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彻底控制空军，林彪、叶群蓄意扶持吴法宪、王飞、周宇驰等一批亲信。叶群还露骨地对吴法宪说：“要把空军反对你的人搞掉，撤掉他们的职务。”吴法宪原也不笨，说他“草包”那真是对他的误解，他原本对那些不合自己心意的干部没有好感，如今有主子支持，哪能不快刀斩乱麻呢?于是，他大施淫威，又把１９４６年驾机起义投奔延安、时任空军学院副教育长的刘善本，扣上“特务嫌疑”的高帽，隔离审查，将其迫害致死。在空军政治部，吴法宪亲口指责保卫部“在关键时刻没有站在空军党委一边，包庇反革命”，决定“关门整风，查出坏人”。结果部处以上干部多数被打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小爬虫”，大家公认一向勤恳工作、小心谨慎的副部长赵国锐被逼上吊自尽。

　　在批斗中，空军技术学院“红色造反纵队”的头头见风使舵，投靠吴法宪，表示：“坚决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办。支持吴司令员领导我们斗倒斗臭三反分子刘、成、何?”吴法宪当即封他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批准他把成钧押到西安市，在体育馆组织十万人大会进行无情批斗，尔后又指示成立专案，大搞逼供信，说成钧“要搞兵变”，把他投入监狱。这位战功赫赫、九死一生的老将军，在林彪自爆后重见天日时，身体已然被摧垮了。

　　身为空司“造反队长”的周宇驰，还一身二任，兼着机关“文革办公室主任”的要职，不遗余力地执行林彪“大罢一批，大提一批”的指示，把紧跟吴法宪、王飞、江腾蛟和自己的人迅速提升重用，让他们控制机关的各个部处，以达到“净化”以吴法宪其实是林立果为中心的环境。在这期间，空司凡“站错队”的人都一个不落地受到清查批斗，受批斗面积占百分之六十，其中有８０多人被打成“反党反革命分子”。至于那些“既无过也无功”的人，则大批调离，或让“支左”，或下放部队，或让去“五七”干校安家落户。空军由此成了吴法宪、王飞、江腾蛟、林立果、周宇驰等人任意横行的天下，这也是后来周恩来批评空军“万马齐喑”、无人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个原因。

　　翻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兵种历史丛书·空军史》，书中记载：“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插手空军，通过其同伙吴法宪把持空军领导机关，推行极左路线，以‘阶级斗争’之名，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之实，全空军造成的冤假错案达５３００起，受吴法宪直接诬陷、迫害的有１４７人，其中定为‘走资派’的３３人，定为‘敌我矛盾’的仅空军司令部就有６４人。……许多干部和群众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监管‘审查’或关过监狱，被他们认为‘有问题’而送‘五七’干校劳动的有１．３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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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空军受批斗的哪里仅仅是刘成何?刘震、成钧、何廷一　，其人数之多，其鲜血之淋漓，照群众的说法，真是：江青一句话，空军“流成河”。

　　十年动乱，空军深受其害，各项建设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和破坏，空军领导机关、地面院校、科研部门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林彪自我爆炸后，惨遭批斗的刘震、成钧先后解放，而何廷一却迟至１９７３年才结束囚徒生涯，从流放地戈壁滩辗转回到北京后，仍受到歧视，不给分配工作，也不让过组织生活。

１９７５年９月下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说：“何廷一为什么不能当空军副司令员?他除了不管作战外，分工他管的工作，都做得很好嘛?”为此，总政治部起草了任命何廷一为空军副司令员的报告，经病中的毛泽东圈阅，何廷一于这年１０月５日重新工作，分工主管后勤部以及司令部的军务、装备、外事等工作，为空军的整顿复苏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１９８５年８月，何廷一退出空军领导岗位，时年７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