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准就业填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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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由于社会经济的原因，国外对学业规划教育的研究比我们起步要早，其中在美国称其为生涯教育，日本则称为进路教育等等。但其主要的教育内容就是中学生的人生设计，让他们尽早地介入以学业、职业（事业）为核心的人生发展规划。从而大大地提高学生个人的人生发展效率。美国是实施生涯教育历史经验丰富的国家，他们的生涯教育于1971年一经提出，就受到全国上下的重视。1972年，尼克松总统宣称，生涯教育是“由政府创办的一种最有前途的教育事业”。联邦政府不仅大张旗鼓地开展舆论宣传，使生涯教育在美国家喻户晓，而且给予其财政和法律的保证。这样，生涯教育在美国得到迅速地推广。生涯教育运动得到了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促进了就学和就业率的上升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正如霍伊特所说，“有理由相信生涯教育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的10年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它的目的。” 然而由于有些学校片面实行个别化教学，而使教育趋向无政府状态，学生严重缺乏读、写、算等基础知识。社会各界对此强烈不满，雇主谴责中学毕业生连有关工作的指令也不会读，简单的计算能力也没有；大学也感叹入学标准太低。在这种情况下，70年代中后期，美国教育界要求改革教育，开始了“回到基础”运动。然而，生涯教育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此次运动仍在美国教育起着一定的影响。1984年，“美国国家职业指导协会”（the National Vocational Guidance Association ，1913-1983）更名为“国家生涯发展协会”（the 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为了更好的反映职业教育改革的性质及其变化的趋势，美国的职业协会要求从1998年起使用“生计和技术教育”（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即CTE这个术语代替“职业技术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近十年来，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变化，以及人才竞争趋于白热化状态，生涯教育在美国又掀热潮。以生涯教育的基本理念为基础，美国于1994年通过的《学校工作机会法》（the School-to-Work Opportunities Act）适用于所有从幼儿园到学院的学生。其目的是为所有学生提供职业准备，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全球化和知识信息社会。

　　在日本，中学生必须参加“进路指导”活动，学习“进路指导”课程。—般情况，初一学生要上10课时的进路指导，初二20课时，初三15课时；高一13课时，高二17课时，高三11课时。主要帮助学生设计和思考实现人生发展目标具体途径等。日本文部省还专门制定了《初中和高中的进路指导入门》。根据文部省的精神，各学校十分注意收集学生进路方面的相关信息，以便认真实施好进路指导课程。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对青少年成长设计也早已有了相当深入地研究，台湾地区劳委会还专门建有“人生规划”有关的网站。他们为青年学生提供的此类出版物也不少：有《生涯定位》、《生涯发展与辅导》、《生涯规划的艺术》、《职业生洼规划》、《一辈子的事：生涯规划与潜能开发》、《人生的决策：生涯规划》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生活价值教育计划(LVEP)开始在70多个国家、1500多个地区推行。该计划是全世界教育工作者之间的合作项目，它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支持，由联合国儿童基金(UNICEF)西班牙国民委员、UNESCO的星系会社以及博乐门古默丽思精神大学赞助，并与UNICEF在纽约的教育群体共同磋商而建。该项目宗旨是为整个人类的进步提供行为准则及工具，承认个人是由肉体、智力、情绪及精神等方面构成的。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帮助个人认真思考各种价值观，并将之应用到与他们自身、他人、团体及世界普遍相关的实际中去；做出积极的个人或社会抉择，进一步深化其理解、动机及责任感；鼓励个人选择自己的个人观、社会观、道德观及精神观；鼓励教育者和监护人将教育着眼于灌输学生人生的哲学，由此促进他们全面成长、发展及做出抉择，使他们能够自尊、自信、融洽地与所处的团体结合起来。

　　而在国内，其相应的研究要滞后一些，近年来，美国生涯教育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对它进行的研究也开始走向纵深。2001年，南海著文《对生涯教育的哲学思考》，就生涯教育在哲学理论层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认为：它是社会生产内部矛盾和教育自身内部矛盾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对传统教育的辩证否定；体现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社会适应能力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强调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潜能充分发挥的重要性！生涯教育应当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素质教育则是生涯教育的最终归宿。

　　另外，有些学者也开始了针对结合我国教育改革的实际，对在我国学校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实施生涯教育进行思考。近年来，许多研究者（王凤娥，2000；关晶，2002；尤敬党和吴大同，2003）都主张把生涯教育引入我国基础教育。他们认为美国的生涯教育与中国的素质教育的提出，虽然有着地域的不同，但是，相同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使得这两种教育有着许多的理念，原则上的一致性，也就使得两种教育有了许多可以互通互融的地方，生涯教育可以为我国素质教育所用，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推动者。2002年，熊贤君在《教育评论》第3期发表《普通中学实施生计教育的思考》，论述了在我国普通中学中实施生涯教育的现状和意义、内容和课程以及教学和学生出路。2003年，王黎明在《美国中学的职业生涯规划》对在美国中学如何进行生涯规划作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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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就业人才生产理论消费者休闲偏好

　　内容提要：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实现社会的充分就业，提高人力资源的运营效率，是实现就业与社会经济良性互动的必然选择。鉴于目前我国就业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就业理论方面，除了解决由于需求不足而造成的失业，现代就业理论在解决结构性失业及摩擦性失业方面略显不足，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地分析了影响就业的各种因素，并着重就解决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提出了人才生产理论——学业规划与管理，并同时对影响人才需求的因素提出了消费者休闲偏好的问题，进而论证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互为因果的关联关系。并就此对现行的有关就业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一  就业目标论

　　就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运用生产资料从事合法的社会活动，并获得相应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经济活动（见《创新职业指导——新理念》13页）。如果从市场学的角度讲，则是人才（劳动力）的销售行为，即人才满足市场需要，进而实现其价值的过程。

　　关于就业，我们现在提得最多的是政府每年帮助了多少人成功就业，似乎将劳动者当成了包袱，仿佛只有政府开发出了多少岗位资源，才能保障劳动力的生存发展。但笔者认为，人才（劳动力）与岗位资源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看成一般产业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在成熟的产业市场上，一般都是略处于买方市场，即需求决定供给，如果商品不能满足市场的特定需求，则不能实现其自身价值。但作为特殊商品的人才（劳动力）却不是这样的，在无法适应某一特定需要（一般为专业对口）时，他们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地改变自己，以求适应市场中的另一需要，或者他们自己也可以创造需求（自主创业），以实现自身价值。因此人才（劳动力）市场相比于产业市场，除了具有一般市场的普遍性而外，更是表现出了显著的特殊性。毛泽东曾说过：“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见《矛盾论》）。”因此，我们要研究就业问题，就必须高度关注人才市场的特殊性。而不是仅仅看到一般市场的供求关系。

　　那么为什么要就业呢？就业的本质又是什么？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业的本质是指生产资料与人结合后的生产劳动。因此，就业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民生之本。更体现在它是整个社会经济得以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民族要是脱离了生产劳动，它在一个星期之内就会消亡。就目的而言，就业，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实现自身劳动力的销售，进而实现自身价值；从用人单位角度来看，则是找到合适的人才，以推动本单位的生存发展；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是实现双方需求的共同满足，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注意，这里双方需求的共同满足包含着如此的涵义：人才资源能满足全部用人单位的需要，但用人单位的岗位资源并不一定要满足全部人才的需要，因为人才自身完全可以创造需求，比如个人创业。这就是人才市场不同于产业市场的重要方面。所以不能把人才与用人单位岗位二者间的供求平衡作为就业工作的最终目的。那么它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一点从人才学的角度来描述是比较准确的，即整个社会达到人人成才，人尽其才。这一描述既考虑了微观的个人的生存发展需求，又满足了用人单位的需要，当然也就从宏观上实现了政府所追求的就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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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明白了就业工作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整个社会的人人成才，人尽其才。那么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都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呢？依笔者的观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因素。人才是人才市场的供给方，他的素质能否适应用人单位与社会经济的需要对于能否顺利就业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包括了人才的德、智、体等职业素质，还涵盖了人才的世界观、价值观及人生观，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就业及职业发展。

　　2、用人单位因素。用人单位是人才市场的直接及主要的需求方，用人单位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才的需求量与需求结构。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呢？是社会经济及产业市场的需求。注意，这里不仅包括一般的产业市场，还包括了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包括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物质需求，还包括教育培训、医疗保健、文化旅游等高层次需要，另外还有政治稳定、社会保障、国防安全等公共服务的需要，等等。总而言之，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部需要。这不同的需要决定了用人单位的不同性质，有提供物质生产的企业，有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也有提供科教文卫服务的事业单位……。它们都会对人才产生需求。

　　3、社会经济因素。前面提到用人单位是人才市场直接的、主要的需求方，说明它并未包括人才需求的全部方面。这里就存在着自我创造需求的创业者，而创业者存在的前提是社会经济对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有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经济也是人才市场需求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同之处在于它是通过对创业者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人才的间接需求。

　　以上三点可以看成是人才市场中的供求双方，第1点为市场供应方，2、3点是市场需求方。它们是决定就业目标实现的直接因素，也可以说是其内在根据，其他因素都通过它们来发挥作用。那么决定供应方适应市场需要（人人成才）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决定个人能否成才的因素包含两个方面，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教育、学习。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就需求方（2、3点因素）而言，前面已经指出，决定需求方用人需求的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部需求。包括了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这些需求从消费者性质来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消费者产生的具有排他性质个体需求，这包括个人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需求及各类精神性消费需求，另一类是全体社会成员的非排他性的公共需求，它包括稳定的政治局面、公正的司法体系、安全的国防系统、完善的社会保障，另还有教育、医疗、科研、环境保护等等。一般来讲，个人的排他性消费需求通过市场来满足，非排他性的公共需求通过政府等公共部门来提供。无论提供哪种产品或服务都需要各类人才的生产劳动。因此，对人才产生需求的不仅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类企业，也包括了各类政府机构及其他公共部门。而现代经济学研究就业问题时，仅仅将关注点放在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类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上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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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即使在企业的用工需求方面，现代经济学研究得也不很透彻。如西方经济学中比较著名的奥肯定律。它将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联系起来进行统计学经验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这一理论简要地说明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关系，但从形式逻辑上讲，经济增长并不是就业（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原因；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正是因为就业的增加，才导致了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就业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非其结果。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能导致就业（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一般地看法是企业通过增加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时，劳动力需求就会增加。什么又导致企业希望通过增加劳动力来扩大再生产呢？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业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二是企业资本的充裕，三是企业经济技术水平相对稳定进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相对稳定。其中第一和第三点提供了增加劳动力需求的必要性，第二点提供了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可能性。它们共同造就了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下面，我们对以上三点做进一步剖析：就第一点来讲，产业市场需求的增加，必将导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创造更多的利润。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产业市场需求的增加呢？是全体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消费的需求。而要让这种主观上的消费需求变成客观现实，就需要全体社会成员财富的共同增长，要实现这一点，就必然对经济增长提出了质与量的要求，它不仅要求全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还要求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多数人的贫穷。这是因为仅有少数人富裕是无法启动大规模的消费的，多数人想消费又没有经济条件。因此，全社会的消费需求水平必然不高。这一要求如果从经济指标来讲，就是既要国民经济总量（GDP）的增长，同时又要基尼系数（衡量贫富悬殊程度的经济指标）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经济要又好又快地发展。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经济增长是就业增加的结果，这里经过推理，又得出了经济增长是就业增加的原因之一，那么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不矛盾吗？不矛盾！如果我们从辩证逻辑的角度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通过这种循环往复地运动，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与发展。当然，正如前面提到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除了量的增加，更要关注增长的质，即基尼系数也要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社会贫富不很悬殊。而这又依赖于政治经济体制及政府的公共服务。

　　从第二点来看，企业资本是否充裕是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它的实现有赖于投融资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这也与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及政府的公共服务密切相关。

　　第三点，在企业劳动生产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要扩大生产规模只能采取增加劳动力这种外延式增长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企业通过经济技术进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产品与服务的供给量，那么劳动力的需求就不会与经济增长同步增加，并且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程度高于经济增长程度，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还会减少。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就业的同步增长。也如奥肯定律所指出的：如果劳动生产率与就业率都在增加，那么这对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求更高。但注意就业是一个人与生产资料（企业）双向选择的问题，固然劳动生产率提高会降低企业的用工需求，但但求得意如果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人才对岗位的（求职）需求或者说劳动力的劳动供给会变得更少，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当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劳动者仅需较少的劳动就可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比如他一周工作三两天甚至于一天都可以有很高的劳动报酬，这时劳动者就会在增加劳动量以增加收入与个人休闲之间进行选择，就人的本性来讲，一般人在经济上相对自由以后，他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保健、教育培训等精神性追求上，关于这一点，笔者称其为人才的休闲偏好。有了这一因素的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不会降低就业率，它还会使劳动者将部分的业休部分的确工作时间分配给其他的劳动者，从而导致就业率的提高。同时，由于休闲时间的增加，在对精神产品、服务产品的需求上就会增加，从而在此方面也会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一规律在我国的经济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从1999年开始，每年五一、国庆、春节三个黄金周的出现，带动了旅游、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教育培训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它们又为社会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岗位。

　　因此，笔者认为，有劳动者（人才）休闲偏好这一因素的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不会导致就业率的下降，反而会产生倍加效应，导致社会经济对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其实，美国货币学派也提出了自愿失业的问题，它是指劳动者认为实际工资低于劳动力边际效用而自愿失业的一种状态。但笔者提出的劳动者休闲偏好，并不是自愿失业的状态，而是自愿不充分就业的状态。它也是一种分享岗位资源的方式，但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二者有质的不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分享岗位资源是在劳动者不情愿，在外力（政府）的作用下被迫无奈下的一种选择，而劳动者休闲偏好则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仅需少量劳动就可以确保生存发展的情况下，劳动者的自愿选择。前者很有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特色，而后者则是财富增加后个人的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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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普通的产业市场相比，人才市场与政治经济体制联系的更加紧密，也最容易受到政府活动及相关体制的影响，因而表现出很大的特殊性。从市场的一般规律来看，典型的市场主体（需求者）都要求商品性价比的最大化，简单地说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商品效用，从要素市场到消费市场均是如此。但这一特征在人才市场上表现得并不显著，也就是说人才市场的需求方常常表现出一定的非典型性。用人单位在选择人才时，许多情况下并不看他在具体岗位上的职业素质及薪资期望如何，而是看他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经济条件等外在因素。为什么用人单位不看人才的职业素质，却更关注其外在的条件呢？这是因为用人单位并不都是充分竞争下的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垄断性企业或者行政事业机构，这类用人单位的生存发展很多时候缺少竞争的压力，它们一般感受不到因为提供的服务或产品不好将有被淘汰的危险。这样，它们就不会把提供性价比最高的服务或产品作为自身生存发展的最终目标。生产性价比高的产品需要性价比高的人才，既然这些用人单位并不必须生产性价比高的产品，当然就不迫切需要性价比高的人才。这时，它们在选择人才时，并不从用人单位的生存发展考虑，而是从用人决策者的个人需要考虑，看是否有利于自身的功名利禄及其他需要。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类用人单位的非典型性呢？就是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试想，如果通过改革与完善政治经济体制，进而建立一套有效的竞争机制，让各类用人单位（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感觉到如果不能向其服务对象提供性价比高的产品或服务，就有被淘汰的危险，那么它们自然就会在选择人才的时候首先考虑人才自身的性价比。即人才在具体的岗位上职业素质要最好，其工资期望要最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其提供性价比高的产品奠定基础，也才能保障自身的生存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环境是个人创业的客观基础，如果市场经济充分自由，个人创业可以选择的项目相当丰富，政府提供的配套服务又卓有成效，那么他成功的机会就很多。如果政府管制过多，该提供的必要服务又不能到位，这样，个人创业成功的机率就很小。这一方面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就大打折扣。而这些又直接受到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制约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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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已述及，作为供应方的人才能否实现自身性价比的最大化是决定就业实现的重要前提。而实现人才性价比的最大化在于人才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往的人才学理论关注最多的是人才配置问题，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人才的流通环节，在人才的生产环节则显得相当肤浅。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以后，经济学才成了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那么人才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说，只有当人才学的研究从人才的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人才学也才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那么什么是人才的生产与销售呢？据笔者的观察，人才的生产是指个人在社会教育系统的帮助下，通过自身后天的学习与训练，将其发展成为能在社会经济的某一具体岗位上提供合格劳动的专门人才的过程。人才的销售则是指已经成长为某一岗位合格人才的劳动者在人才市场上的就业及自身价值实现（通过工作获得报酬）的过程。在生产领域，一般来讲，衡量人才产品的要素为德智体三个方面。相比之下，智为人才生产中花费及投入最多的方面，德与体则完全在于自身平时的修炼。这里的“智”一般为职业智能，主要来自于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学习。所以，人才学在生产领域的主要研究方面为个人的求（升）学决策。即个体通过怎样的求学活动，在既定的天赋条件下，以最小的投入（时间、经济及精力）获得适合市场需要的最强的职业智能。在人才学的销售领域则主要研究求职及职场发展策略。

　　关于个人求（升）学决策的研究，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没有可能存在的。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的升学、就业均由政府牢牢控制，也就是说培养和使用人才的事项完全由政府操控。我们的主流人群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道路上努力奋斗，这就是常说的从小学读到大学，然后国家分配工作。这样以来，从个人的角度讲，升学就意味着就业。而个人求学（人才生产）决策的研究也是为了更好的就业（人才销售）。因此，这一研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在此环境中，个人之间的竞争更多的体现在求学时的竞争，只要成绩好，考上了层次高（名牌或重点）的大学，就业的层次就比较高，个人发展的层次也比较高。升学（人才的生产）与就业（人才的销售）在政府的控制下实现了完全地统一，但这种统一并不是科学的、客观的、合乎实际的，因为政府在安排个人的升学与就业时，仅将学习成绩作为最主要的衡量指标，学习成绩好，大学层次高，个人发展得就好。但仅有学习成绩一个标准是无法全面地衡量个人的能力和素质的；另外，毕业后分配工作时，也并没有考虑个人的兴趣、爱好、价值观，个体的能力和素质的差异，只是按照国家制定的劳动人事计划将人才像标准件一样机械地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因此，这种政府命令下的统一，是呆滞的、僵化的、主观臆断的、形而上学的统一，它并不能很好地实现人才学意义上的微观与宏观的发展目的，也就是它既无法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也无法在社会经济领域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因而无法实现就业的理想状态。

　　那么如何较好地实现人才发展的宏观与微观目的（即人人成才，人尽其才），进而达到就业的理想状态呢？笔者认为，我们首先应该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从人才供应的角度来讲，每个人都有成才的潜力和发展的志向，只是各人天赋不同，有的适合于成为研究型人才，有的适合于成长为管理人才，还有的是艺术人才、体育人才等等。又从人才的需求来讲，社会经济需要方方面面的各级、各类人才。这就是人才的供求可以实现总量平衡、结构一致的客观基础。但仅有此基础还是无法实现人才发展的微观与宏观目标，就像前面提到的，在计划经济状态下，虽然政府完全控制了升学与就业，升学后必然就会就业，但却无法做到将合适的人才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怎么办呢？如何科学地把人才的供求平衡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呢？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和主导性的调节作用，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引导人才的成长及供应、需求和消费。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独立自由地双向选择，进而实现人才供求的最佳匹配。这就为人才的供求平衡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人才发展的宏观、微观目标也才能得以实现。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人才的成长也就是开发（求学）便是生产过程，人才的供应也就是配置（求职）便是销售过程。如此说来，升学便是人才的生产决策，就业便是人才的销售决策。

　　说到市场，人们自然就会想起人才市场，这里有些人就困惑了：我国的人才市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发展到现在，应该说是相当的成熟了，可为什么依然无法解决目前人才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同时存在）？这就说明我们的人才市场有着根本性的缺陷。一个完善的市场，必然要求自由独立的市场主体，但直到现在，作为市场供应方的人才个体，并没有完全实现市场主体所必要的独立和自主。在这里，又有些人要疑惑了：从1998年开始，大学生就业已经完全市场化了，他们已经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择业了，怎么还说没有实现独立自主？大学生自主择业是事实，然而这只是人才的销售（也即配置）领域，在人才的生产（也即开发）领域，作为学生个体并没有实现必要的独立和自主。学生在升学时并不能自由、自主地选择学校，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学生要迈过高考或中考的门槛后才能进行有限地选择。

　　人才的供应要适应市场的需要，当然就要求从生产（开发）到销售（配置）都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决策，这就如同企业经营一样，在生产的时候就要考虑市场的需求，而不是等到生产出来后，到市场上盲目地销售。但我们的人才市场却做不到这一点，生产（求学）的时候学生不能根据市场的需要自主地决策，生产出来（毕业）以后，却要求根据市场需要择业。这种生产与销售的脱节必然导致商品的滞销，大学生就业难在所难免。现在一些比较成熟的职业规划师，在帮助大学生就业时，提出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及特长，然后找与之匹配的工作。然而，个人的爱好、特长要从潜在素质的转化成现实的能力，其中缺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那就是人才的生产环节，也就是求学环节，如果在大学毕业生中推广这样的策略，依然会造成了大量的回炉学生。所以，职业规划的决策必须前移，在求学时就要考虑未来的就业，进而选择适合于自己发展的学业。而这就是学业规划。学业规划是科学地进行升学（人才的生产）决策的最重要前提。学生在升学时，只有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未来人才市场的需要，科学地规划学业，进而科学决策，合理地决定学什么，怎样学，在哪里学、什么时候学等等问题，这样才能保证自身的职业竞争力得以最大限度地开发，也才能为未来的顺利就业奠定坚实的能力基础。

　　而要做到科学地升学决策，就必然要赋予学生自身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在基础教育阶段结束（初中毕业）后，学生能够自主地选择学校和专业。这里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市场，人才的开发市场。我们以往提到的市场更多的是指人才配置市场。而人才开发市场却常常被人忽视以至误解。人才开发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学生的求学，人才开发市场即求学市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教育市场。在这一市场中，需求方是学生及其家庭，供应方是各类学校，商品是教育服务。于是，在理想的市场状态下，学生通过学业规划、升学决策，在教育市场上投资合适的教育服务，然后经过日常自主地学业管理，将自身开发成适应市场需要的人才；然后在人才（配置）市场上，将自己向某一合适的工作岗位顺利地销售出去。这样以来，通过人才开发和配置两个市场充分地发挥作用，学生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能充分开发出职业竞争力的学业；学校则根据自身的专业定位选拔出在该领域内能成为顶级人才的学生；学生毕业后都是学有所成，在本专业上优秀的人才；同时，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选择的人才也都将是适合于本岗位的优秀人才。这种既有生产（开发）、又有销售（配置）的市场才能称为一个完整的人才市场。在这个完整的人才市场中，生产和销售才能实现有机的统一，这时的升学与就业也才实现了生动的、具体的、合乎实际的统一。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的主流观念依然无法接纳教育市场化这一观点，总认为市场化就是唯利是图。因此，学生及其家庭并未认识到自身的市场主体地位，在升学决策（尤其是初中毕业）时，仅仅是为升学而升学，并不考虑未来的就业。这种升学（生产）与就业（销售）的脱节，必然造成学业完成后，学生盲目找工作的现象，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就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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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影响就业的因素包括个人的求学与发展、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质量等。由此，便产生了我们促进就业工作的政策选择。笔者按照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政策策略提出如下建议：

　　1、大力宣传学业规划观念，普及学业规划知识。促使求学者（准人才）树立独立的市场主体意识。要使广大求学者明白：只有在求学之初（注意，这里不仅包括了初、高中学生毕业选择学校或专业时，也包括在职人士因为产业转移而需要进行转岗学习时），选择合适的学业，才能将自己的人才潜力及职业竞争力最大限度地开发出来，为未来的顺利就业奠定基础。引导求学者运用学业规划的相关知识科学地选择专业和学校以及求学的时间、地点与方式。以提高个人发展效率。

　　2、改进扩招政策，应当实行市场主导下的扩招。即扩招学生的多少，扩招的专业都应该由高校通过对教育（求学）市场及人才市场的判断自主决定，而不是由教育部规定各学校的招生计划及招生规模。（具体论述可参看《我们需要的是市场主导的扩招》）

　　3、国家要改变教育的投入结构，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要保证每一个未成年人都能顺利地完成义务教育，接受到合格的义务教育，在投入时不直接向学校拨款，而是学习美国成熟的教育券制度。

　　4、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因为高考的指标体系就是要求各学科的全面发展。大力推行高校自主招生。各高校根据自己的专业设置来制定选拔录取体系。

　　5、从服务社会成员个人发展的角度，促使社会建立完整的终身教育体系。改进并完善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产业市场环境。去掉社会资本进入教育事业的体制性障碍。通过教育产业市场的公平竞争和良性发展，把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改进和完善高等、中等教育自学考试政策。因为学生是成才的主体，必须立足于学生自身，为其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另外，求学的目的不是考上大学，而是取得与其未来职业事业相关的知识与技能的积累。

　　6、破除垄断，促进竞争。前已述及，就业是生产资料与人的结合，而生产资料是物质化了的资本，因此也可以说就业是资本与人的结合。要促进就业发展，就必然要提高资本与人结合的质与量，这首先就是最大限度地激发资本与人结合的愿望，并创造资本与人结合的条件。也就是说，要最大程度地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兴业，为它们的发展增殖扫清障碍与创造条件。而这就需要打破垄断和官场化思维，由于产业市场垄断的横行和官场化生存，让许多原来希望发展的民间资本失去了投资的愿望和机会，更多的是买房置地，保守经营。没有了民间资本的投资，作为社会经济的最主要、最生动活泼的经营个体民营企业就无从发展，从上世纪至今，我国的个体经营户大量萎缩。没有了投资兴业的资本，那里还能吸纳劳动者呢？没有了生产资料，人又与什么结合呢？另外，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里，人才市场即使再公平，竞争再激烈，人们的发展空间也相当有限，也就是为了挤进有限的行政事业单位或国有大中型企业。它就像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一样，无法使个人在更广阔地领域、更高远地层次展开竞争，进而实现个人的发展。当然，也就无法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

　　因此，要促进就业，当务之急是打破垄断，促进产业市场的竞争，改变整个社会的官场化思维。具体来讲，就是在社会经济领域要坚持最大限度地国退民进，将国有资本的投资方向仅限定在社会资本不能或不愿投入的领域。比如航空、航天、基础科研、水利、公路建设、民航、铁路、金融等领域。其次，要尽快出台《反垄断法》，打破垄断，促进竞争。另外，在鼓励投资创业方面，我们现在的创业优惠更多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比如仅对失业大学生、下岗工人等人群的创业提供政策优惠，并且还有着苛刻的条件，问题是这些人本来就创业能力有限，他们也无法进行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投资兴业。另外，他们也并不都是想创业，有的只是因为环境所迫。所以，我们要实行一视同仁的创业优惠政策，鼓励那些真正有创业愿望和创业能力的资本进行高质量的投资。

　　7、引导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及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完善二次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公平，避免贫富悬殊。

　　8、建设完善的投融资市场服务体系，确保一般企业或高风险型创业型企业资金系统的畅通。

　　9、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各类用人单位（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等）中建设类别不同、行之有效地竞争机制，进而促使用人单位建立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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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试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及策略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诸如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身体素质下降、择校风屡禁不止、职业类学校生源的数量质量不足、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大学生就业难等等，都成为困扰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而急迫的问题。仿佛随着改革的推进，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越来越多，那么造成这一系列矛盾的根源在哪里？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应该通过怎样的路径在实现这一体制目标？本文拟就这一重大问题展开讨论。

　　一 教育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

　　目前教育事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很多人都会归因于应试教育的体制及观念，至此，人们似乎找到了祸根，但为什么会有应试教育体制？如何促使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努力，我们依然没有大的突破。这一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以为，在探讨教育问题时，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就教育论教育，没有将其放在社会经济这一大系统中来考察。比如，为什么会有应试教育？根本上在于高等教育无法满足学生对于上大学的需求，也就是高等教育的供求矛盾突出。解决这一矛盾需要从供应和需求两方面来分析，从供应方面来讲，如何扩大高等教育的供给？从需求来讲，学生人人都要求同时上大学是否合理？而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经济学及人才学的角度深入探讨。所以仅在教育圈子里转是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我以为，目前教育困境的根源在于教育从体制到观念都没有适应社会经济变革的需要。

　　那么应当如何认识教育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呢？教育事业的根本目标在于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培养各级各类合格人才，社会经济为教育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及需求基础。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了教育的发展，教育必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同时，教育作为上层建筑也可以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经济，比如日本通过教育立国迅速地发展壮大，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这就是二者间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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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育市场中学生、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前已述及，教育必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这里的适应决不仅仅是教育发展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更为根本的，更有决定意义的是决定教育发展水平的教育体制与社会经济体制相适应。众所周知，我国社会经济的体制目标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和主导性力量。人才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它的配置手段也应当以市场为主体。但就目前来看，我们的人才市场至多是一个半吊子市场。怎么讲呢？我们目前关注的仅仅是建立和完善人才的配置市场，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它仅将目光放在了人才的流通领域。须知，没有人才生产（开发）领域的市场化，人才市场终究是不完善并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的。什么是人才的生产（开发）市场呢？这就是求学市场或者教育市场。其中，学生及其家庭为需求方，学校及各类培训机构为供应方，商品为教育服务。当然，就目前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从小学到初中的基础教育阶段不在此列。它一般是指初中后的高中及以上阶段的教育。在此市场中，初中毕业后的学生及其家庭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地选择专业和学校，毕业后学生自主选择职业。如此以来，就学生个人及其家庭来讲，完全是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一方面通过消费（投资）教育，将学生开发成社会需要的某类人才，另一方面，学业完成后，学生自主地将自己在人才市场上销售出去。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才经营市场。学生在这个市场里，不仅有销售（求职）的自主权，还有生产经营（求学）的自主权。这一市场被天然的分成了两个阶段，一个是求学阶段，也就是人才的生产经营（开发）过程，这里的市场被称为人才开发市场，也称为教育市场。学生在这一市场中为消费者或投资者，学校及各类培训机构为人才开发（教育）市场的商品供应者，商品为教育服务。另一个是求职阶段，学生为人才配置市场的供应者，各类用人单位为需求方，商品为人力资源。这就是完整的人才市场应该具有的体制环境。

　　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下，一个合理的运行机制是初中毕业的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及未来人才市场的供求态势选择适当的学校和专业，学校根据自身资源（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等）特点及宏观经济发展趋势自主设置专业、招收学生，政府通过对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把握为学生和学校的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这样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的人才需求结构也将升级，即社会越来越需要大量的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由于每一个学生及其家庭都是根据未来人才需求的变动趋势选择自己的职业目标及学业路线，于是，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从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认识到学习及终身学习的重要性，进而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选择合适的专业与学校不断学习。各类学校或培训机构则根据越来越多的学生的求学需求，不断地扩大招生规模，进而实现由市场主导的内生性扩招。这种市场主导的内生性扩招以学生对自身特点及未来人才市场需求的把握为主线，他们通过科学地学业规划，选择合适的学业，进而将自己开发成市场需要的某类人才，从而在根本上避免了大量的结构性失业的问题。这就为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运营效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良性互动。同时，我国也通过这种市场的内生性扩招实现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

　　反观目前的教育现状，虽然基本的体制框架已经建立(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自由地选择学校与专业、学业完成后自主择业)，但与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相比，在配套体制与相关观念上，依然存在着严重地滞后。按照人才生产（教育）市场化的要求，作为市场主体的学生，必须具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意识和能力，明白在人才生产（求学）之前就要考虑未来的销售（求职），要根据未来的就业目标自主科学地选择学校和专业，也就是人才市场中以销定产。但社会主流观念对此竟然相当地麻木和迟钝，学生及家长更只是一味地为考上好大学而努力，在专业选择上道听途说、盲目随意，这种产（求学）销（求职）脱节的结果必然是在大学中学无所成，毕业后难以就业。从市场的另一主体学校来讲，它既不能自主地设置专业，又不能自主地招收学生，都要听命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招生计划。须知，设置专业、自主招生是学校作为市场主体必须具备的自主经营及销售权。政府把这些权力控制起来，如何保证学校面向市场自主办学？在如此环境下，为了拉动经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政府提出扩招，编制大量的招生计划，大幅度地提高大学学费。从短期来看，政府实现了拉动内需的经济目标，也培养了大量的拥有大学文凭的学生，学校获得了巨额的学费收入，学生获得了大学文凭。但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经济泡沫。学生及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消费并不是最终消费，它本质上是一种需要回报的人力资本投资。四年之后，当学生发现巨额的投入并没有换来预想的回报时，就失去了继续投入的信心。近几年“读书无用论”的再度兴起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它将本由市场自然形成的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良性互动一再扭曲，人为的造成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就是近年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与技工荒同时存在的现象。造成这一弊端的根源就在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观念，它导致了现行体制内各行为主体责、权、利的失衡。政府在扩招的过程中，拥有太多的权力，却承担太少的责任。政府部门有制定招生计划的权力，有设置专业的权力，但学生按照政府的计划学成毕业后，政府却并不承担安排学生就业的责任。与之相对，学生和学校则拥有太少的权利，承担太多的责任。其结果是学生和学校既严重地缺乏权利意识，更严重地缺乏责任意识。以至于学校为了逐利毫无顾忌地借债扩张，学生则退化成了幼儿园的小朋友，需要学校的严加管制。学生及家长在错误观念的指导下，一味地、盲目地为升学而学习，以为只要考上大学就万事大吉。结果呢？考上大学后便没有了目标，浑浑噩噩四年之后，陷入毕业就失业的个人发展困境。所以，要拉动经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决不是教育部订计划扩招就能实现的，它只能通过建设完善的人才生产（教育）与配置市场，由市场的内生性扩招来实现。

　　当然，说起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市场化，连市场经济最为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是犹豫不决、步履蹒跚。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提出了教育市场化的思想，但长期被人们忽视。从实践上看，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将教育当作一项公共的事业，把办教育作为政府天经地义的职责来看待。然而，近十几年来情况却发生很大的变化，各国政府虽未放弃自身对教育的职责，但教育的市场化已不再是什么新鲜的或敏感的话题，它已成为各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由于教育事业的特殊性，它的市场化之路注定要漫长曲折得多。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在西方国家引起一些人，特别是教育界人士的怀疑和抨击。如有人认为市场化改革是与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原则相违背的，是历史的倒退，因为市场所关心的不是为公众提供服务，而是如何获取利润；企业所关注的是如何做到用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廉价的产品。1991年，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EA）甚至通过一项决议，谴责私人企业创办牟利性学校的尝试。指出“如果牟利成为目的的话，儿童便退居次要了”。

　　其实，在笔者看来，一些教育界人士对教育市场化改革存在着一定的偏见，他们总以为市场经济就是唯利是图，就是商业利益至上。是的，企业当然要营利，否则，它如何生存发展呢？但营利的前提是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至少是合格的产品，如果以次充好，坑蒙拐骗，它注定是要倒闭的。教育产品同样是遵守这一市场规律的，即学校在营利的同时，必然要提供出合格的教育服务，否则，它同样会倒闭的。可见，教育市场化的根本价值，就在于确立学校的法人主体地位，让学校真正对学生及家长负责，对其教学行为负责，否则学生不选择该学校后，它将无法持续发展下去。当然，也有人会认为，基础教育具有巨大的外部效应，即促进个人的社会化与现代化，而个人获利并不显著，因此，它应当是由政府负责的公共事业。这一点笔者也承认。但为了提高办学的效益与效率，也还是可以适当引进市场机制的。这一问题已由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完美解决。他提出基本的运行机制是：政府将教育经费以教育券的形式平均地发给有学生的家庭，家长取得政府发放的教育凭券后，其子女可借此进入经政府认可的学校就读，报到后将教育凭券交付学校，学校再以获得的教育券向政府申领教学经费。政府用此方法可以维护对教育的最低限度的资助。家长在为其子女作决定时可以进行自主选择，只要进入政府认可的学校即可，而不必考虑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在此体制下，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处在相同的竞争位置，二者都只有在满足“消费者”（家长及学生）需要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同样，政府对专业教育阶段（包括普高、中职、大学、高职等）的投入也可以采用教育券的方式，确保学生自主选择学校的权利。

　　这样看来，教育市场化的体制目标似乎可以确定了，就是基于教育券制度下的有限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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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业规划教育确定学生的市场主体地位

　　学生作为人才市场的经营主体，必然要具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意识和能力。具体来说，在基础教育阶段结束（初中毕业）后的升学时，能够根据未来的就业目标自主选择所学专业与学校，能够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灵活机动地安排学习的时间与方式。也就是通过合理规划自己学习的内容、时间、地点、方式等，以确保学业完成后顺利就业并实现个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过程，也被称为学业规划。学业规划的概念是指为了提高求学者的人生职业（事业）发展效率，而其对与之相关的学业所进行的筹划和安排。具体来讲，是指在求学者完成文化启蒙阶段的学习以后，也就是在决定其职业发展方向的源头上（一般为初中毕业），通过对求学者的自身特点（性格特点、能力特点）和未来社会需要的深入分析、正确认识，确定其人生阶段性事业（职业）目标，进而确定学业路线，然后结合求学者的实际情况（经济条件、工作生活现状、家庭情况等等）制定学业发展计划，以确保用最小的求学成本(时间、精力、资金等）获得阶段性职业目标所必需的素质和能力的过程。换言之，就是通过解决求学者学什么、怎么学、什么时候学、在哪里学等问题，以确保用最小的求学成本(时间、精力、资金等）通过学习成长为满足阶段性职业目标要求的合格人才，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求学者的人生职业（事业）发展效率，并实现个人的可持续发展。

　　学业规划通过升学决策与学业管理来实现和完成。升（求）学决策与学业管理是学业规划的具体化与日常化，升（求）学决策是指中学毕业生（求学者）在升（求）学时对下一阶段学习专业、学校与方式的选择，而学业管理则是通过学生对自己每天、每时每刻的学习计划与安排，通过品德修养、智力开发、身体锻炼及其他方面素质的全面提高，以确保其完成学业后，成长为适应社会经济（人才市场）需要的合格人才，进而顺利实现自己的阶段性职业或事业目标。可见，学业规划是联系学生求学（人才生产）与求职（人才销售）的桥梁，它可以指导学生以最小的求学成本顺利完成学业，成功实现就业，进而实现个人的可持续发展。于是，学业规划的意识和能力就是学生作为人才市场主体所必须具备的意识和能力。

　　目前，我国的教育问题集中地体现在学生身上，学习负担过重、身体素质下降、道德品质、意志品质存在缺陷、大学生就业难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学生及家长以至社会的主流观念仅将学习的目的放在了高考上，以为只要高考时成绩优秀，考个名牌大学，必然就会有美好的前程。于是，就为提高成绩而放弃了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即使考上了大学甚至是名牌大学，又能怎样呢？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依然困扰着众多的高校学生。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探寻学生求学的最终目标及有效途径。显然，学生求学的目标首先在于获得个人阶段性职业目标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质，从而为未来的顺利就业奠定基础。或者可以说，学生求学的首要目的在于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高考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而这正是学业规划的基本观点之一。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学生面临的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既然学生求学的目的在于职业目标而不是高考，那么就不会一味地为了提高成绩而学习，而是根据自己设定的职业目标所需要的素质和能力，有针对性地提高职业智能、培养道德品质、锻炼身体等，如此，不是顺利地实现了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吗？而应试教育所造成的学习负担过重、身体素质下降、择校风、职业学校生源荒、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吗？

　　那么，为什么以高考为目标而学习的观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呢？其原因在于国人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及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的升学、就业均由政府牢牢控制，也就是说培养和使用人才的事项完全由政府负责。我们的主流人群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道路上努力奋斗，这就是常说的从小学读到大学，然后国家分配工作。这样以来，从个人的角度讲，升学就意味着就业。在此环境中，个人发展的竞争更多的体现在求学时的竞争，只要成绩好，考上了层次高（名牌或重点）的大学，就业的层次就比较高，个人发展的层次也比较高。所以，学生都想考取高层次名牌或重点大学。但现在的体制环境早已变革到市场经济时代，即个人能否顺利就业取决于人才市场的需求。而市场需要的并不都是大学毕业生，它不仅需要研究人员、管理人员，也需要演艺人员、运动员、技术工人、服务员等各级各类人才。这就决定了不是所有学生都要去上大学。另外，有些学生初（高）中毕业后，家庭经济状况不允许继续求学，他可以先从事基层工作，等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后再继续求学，向更高层次奋斗。这说明即使适合于上大学的这部分学生，也不需要都同时去考大学。而是根据自己实际的经济情况灵活机动地决定上大学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学业规划要求中学生在初（高）中毕业时能够科学地选择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学校和专业，以确保在后续教育阶段学有所成，毕业后能比较顺利地就业；能够在求学活动因为经济原因无法继续时，灵活机动地安排学习的时间和方式，以确保个人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中学生就要了解职业，了解专业，了解职业与专业之间的关系，了解人才市场供求变化趋势，了解各类学校的专业优势及办学特色，明确自身的价值观及志向，明确自身的兴趣、爱好及特长，初步了解市场经济中生产、经营、销售的基本关系，等等一系列知识和信息。它们的获取和掌握，仅凭中、高考填报志愿时的几天时间，根本是无法实现的。这就要求中小学阶段（至少是中学阶段）必须开设学业规划的相关课程，让学生掌握上述的知识和能力。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中学阶段学业规划教育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先后有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武汉等地在中学阶段试行学业规划教育，一般被称为中学生职业规划或生涯规划教育，其实质就是学业规划教育。只是其内容还显得比较粗浅和薄弱。

　　3、自主招生及国退民进确定学校的市场主体地位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学校在人才经营市场中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主体，它根据人才开发市场（教育市场）中消费者（学生及其家庭）的需求，自身具备怎样的资源（师资力量及教学设施）等，开发出不同品种各类规格的教育服务，供求学者选择。这一功能与产业市场中的来料加工型企业完全一致：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提供不同的加工服务，收取加工服务费，产品加工完成后由消费者自己决定其用途。我们知道，在产业市场日益发达的今天，来料加工型企业完全是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市场的态势自主决定自身的生产、经营和销售。同样，作为教育市场中的来料加工型企业——学校，也应当根据自身的优势资源自主的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教学服务）和销售（招生）。不同的是，学校收入的基本来源为教育券形式的财政拨款、学生的学费收入，另有研究咨询收入、科技成果转让收入、校办产业收入等等，学校以上述收入抵减教师工资、教学设备购置、科学研究、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教学科研运营成本。进而获取利润，获得生存发展的动力。

　　然而，目前来看，我们的各类学校并没有获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一市场主体必须具备的权利与责任。它的生产经营（教学服务）权、销售（招生）自主权被牢牢地控制在政府的手中，教育部每年一度的招生计划就主观硬性地规定了各高校只能生产什么、只能销售什么（招生计划规定到各高校每一个系、每一个专业只能招多少人！）。这就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从生产到销售完全实行指令性计划！这样的计划思维如何能适应教育市场（求学者）的需要？通过这样的加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毕业生）又如何适应人才配置市场（用人单位）的需要？因此，招生计划已经成了阻碍教育事业及人才市场良性发展的最大的绊脚石！必须毫不犹豫地废除由教育行政部门制订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的做法，让高校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教育市场的需要自主地决定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还高校以真正的招生、办学自主权。

　　当然，也有人会担心，高校实行自主招生后，如何保证录取过程的公正公平呢？会否出现招生腐败呢？笔者认为，我们只须关注人才流通市场的公平、公正即可。只要人才流通市场真正做到了公平、公正，真正是量才录用，唯才是举，那么学校在录取时就不可能腐败！道理很简单，你不适合于上北大、清华，但却用不正当的手段上了北大、清华，结果学的东西没有兴趣，学成四不像，在人才市场上没有职业竞争能力，就自然找不到工作。这样，招生腐败对当事人毫无用处，它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另外，根据市场经济投入产出比最大化的效率原则，人才市场需要的必然是性价比最大化的人才，为了满足人才市场对人才性价比最大化的基本需要，学校在录取学生时必然会选择在本校优势专业领域有潜力、有天赋的学生。否则，学生在学校学无所成，出去找不到工作，这一信息反馈到市场上后，后来的学生便不会选择该学校，学校的生存将面临危机。所以，学校招生也没有腐败的积极性。那么，对人才市场公正性的监督靠谁来完成呢？直接监督靠竞争，根本监督靠政府。因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用人单位的主体部分——企业要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必然会要求在不同的岗位上其人才性价比的最大化，即一方面人才的性能要最好，也就是为企业创造出更多的利润，一方面要求其价格的最低，也就是工薪期望的最低。人才能力要最强，薪水期望要最低。这正是我们所要的公平公正。当然，人才配置市场这一格局的形成，必然有赖于产业市场自由规范的竞争秩序。而这就需要政府的法治建设和有力监督，另外政府作为用人单位，也对建设科学合理的人才任用机制承担重要责任。因此，从根本上来讲，政府对人才市场的监督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另外，既是教育市场，就必然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承认资本营利的合理合法性，从而使之与公办学校公平竞争。但现在，我国的各类学校绝大多数都是政府投入，对民办教育设置了过多的门槛和障碍。我们必须在教育领域也进行一次深入地国退民进运动，让社会资本愿意也能够投入教育事业。